一個高登仔

當人人走去連登之際,我仍然希望以「高登仔」身份觀察世界

英國著名中間偏左報章《衛報》的總編輯Katharine Viner近期就媒體發展分析撰寫多篇長文,由於該報在10月底宣佈2016年度虧損由去年度的4500萬鎊減至2500萬磅的好消息,令傳媒爭相討論她的文章。Katharine Viner指《衛報》的成功全因認清了過往傳媒轉型一直堅信「流量=廣告收入增加」的模式經已破產。相比起《紐約時報》賴以成功的收費牆模式,《衛報》卻寧願以道德感召,推出和一般免費會員相比沒有明顯分別的贊助會員制度,結果付費會員不減反增,50萬會員和超過20萬一筆過資助甚至超過了廣告成為《衛報》的財務支柱。

 

但這種「以會員為本」的收費模式是否完全沒有代價可言?《衛報》長久以來為免編採受投資者影響而成立「The Scott Trust」信託,即使基金最近清盤,並將資產轉移至有限公司但其精神依舊不變;然而以道德感召方式招徠讀者付費的一大問題是,一旦報章與讀者間的道德標準出現矛盾,其編採所受的壓力亦極為沈重:香港的《傳真社》就是一個好例子。

 

林子健事件曾令《傳真社》被受質疑,由於《傳真社》大多數的捐款者來自泛民支持者,所以當《傳真社》將林子健的錄影整理成「罪狀」出街後,便立刻引來極大的反彈,指《傳真社》不應未審先判──當然《傳真社》採用的字眼或許具爭議性,但同時也混雜一種聲音認為,假若《傳真社》不是站在弱勢一方對抗強權而是反過來打壓林子健的話,那就再沒有捐款的必要了──道德感召的威力雖然強大,然由於每個人的道德標準不一,所以也是一道雙面刃。

 

香港的媒體行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,在資訊氾濫的情況下,媒體的經營環境日漸惡化。有的傳媒被逼結業、有的則選擇付費以收看完整資訊、有的則選擇以道德感召利用捐款苦苦支撐。

 

資訊需要成本「採集」、傳播卻可免費,這兩個極度矛盾的性質,無可避免將會繼續影響媒體行業的生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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